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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通信世界网总编辑刘启诚看来，国内企业可以通过国际合作来逐步弥补我国芯片领域的短板，“实事求是地讲，虽然我国5G技术逐步成熟，然而实际应用才是重中之重。除了即将率先落地的手机终端，未来在工业升级、物联网建设等配套产业的商用还处于试验时期，这对我们来说仍然充满挑战。”

今年4月22日，中金所对股指期货交易进行了近年来的第四次松绑，从这一次的松绑举措来看，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对日内过度交易行为的监管标准大幅放宽，从前一次单个合约50手的监管标准一次性大幅提升至单个合约500手的水平。“以前因为股指期货一直受限制，从市场角度而言，很多投资者实际上对量化产品缺乏信心，而作为一个大类资产，量化产品在市场受限的情况下要蓬勃发展也不大可能，产品发行上自然也就只能缓一缓。”上述人士表示。

从上面的分析就能够完全明白：纯债基金因为持有的全部是债券品种，所以纯债基金只有债性，可转债基金因为持有的是可转换债券，所以可转债基金同时具有股性和债性。从基金品种性质不同可以知道：投资债券基金是和可转债基金的逻辑并不相同，因为债券基金是债性品种，适合在股市走牛债市走弱的时候投资；而可转债基金是具有股权性质的品种，所以他的投资逻辑和具有股权性质的指数基金的投资逻辑是一致的。

不再逃离大城市？不仅仅上海， 2018年天津净流入0.78万人来源：21世纪经济报道 21财经APP 肖明 北京根据2018年天津统计公报， 截至2018年末，天津全市常住人口1559.60万人，比上年末增加2.73万人，剔除自然增长因素，2018年末 天津净流入0.78万人。而2018年末，上海常住人口净流入 1.05 万。

此外，业绩的改善也给量化产品的发行提供了契机。特别是今年一季度，市场明显回暖，上证指数累计大涨近24%，深证成指大涨将近37%，创业板指数大涨35%，A股的三大股指全线反弹，遥遥领先其他市场。市场大涨之下，量化产品的业绩也得到显著改善。“去年我们量化团队就在策略上做了更新换代，在业绩改善的情况下，也得到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，那么在产品销售上就更为容易。”上海一家券商资管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。据了解，和传统权益策略不一样，量化产品的风格轮动并不那么绝对，由于产品属性定位的关系，量化产品的客户一般偏向绝对收益，很难接受产品长时间的回撤，尽管回撤可能是模型层面或者对冲工具缺乏产生的。

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今年2月发布的一篇报告表示，从长远看，随着中国储蓄率下降、直接融资的发展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力度加大，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总体上将趋于下降。央行课题组解释称，占比较高主要有三个原因：一是储蓄率高，金融机构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规模大。二是中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，金融机构在其中承担的风险多，提供的服务也多，由此带来较多的金融业增加值。三是，金融业增加值核算时未考虑潜在的损失，因而存在高估的可能。